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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陈君：政治文化视野中《汉书》文本的形成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3-29 08:03:09

  内容提要：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润色鸿业

  6.9

  陈君 / 2020 / 北京大学出版社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曾经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1] 帝制时代的中国，在诸多“正史”文本的形成和传播中，这两句话也完全适用——政治权力通过指导、影响历史写作，完成历史建构和知识生产；反过来，历史文本又通过人们的阅读、传播形成自己的权力，最终使文化霸权、知识霸权得以确立。如果我们试着追寻这一历史传统的渊源，不难发现《汉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汉书》编撰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全面考察《汉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不仅能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1、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

  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汉书》的雏形是班彪编撰的《史记后传》，《史记后传》则胎息于西汉以来诸家继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而作的“续《太史公书》”。西汉元成以后至东汉初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元成时期为创始期，哀平新莽时期为延续期，东汉初年为终结期。“续《太史公书》”的学术潮流，最初萌芽于民间——元帝时期褚少孙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开始补益《史记》的相关内容。成帝时期，官方力量开始显示其影响，冯商奉诏撰述“列传”以续《史记》，刘向、卫衡也有补《史记》之事。哀平新莽时期，向子刘歆、扬雄、史岑等史家逐渐加入作者的行列，使得续补《史记》的各种文本日渐丰富。东汉初年，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学者文人，也以各种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就是西汉后期历史人物传记不断丰富、扩大的过程。

  “续《太史公书》”这一持续未断的盛事，不仅反映了汉代社会对史学的日益重视，也反映了汉代学术文化逐步机构化、组织化的趋势。西汉中期，长安已“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2]，“待诏”文人或“言语侍从之臣”出入其间，以供文史之用。西汉后期，藏书之府（“典籍之府”）与能文之士（“著作之庭”）出现结合的趋势，通才达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书，扬雄校书天禄阁，其职责一方面是整理皇家藏书，另一方面则是“知史务”，也就是修撰国史。这些初步成型的官方艺文机构，对后来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存在，不断挤压着史家的个性和个体声音的表达，成为东汉以后影响历史书写的重要传统和不可忽视的力量。东汉明、章以后，遂出现了兰台、东观等专门的修史机构，也出现了《东观汉记》这样集体编撰的史书。

  “续《太史公书》”的不同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声音、不同立场，使之有了“整齐”的需要，班彪《史记后传》正是这样一种“秩序化”的努力。班彪出于对诸家“续《太史公书》”的不满，如文辞鄙陋、政治倾向等问题，在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西汉一代之史事，并最终撰成《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成为班固《汉书》的基础。自《史记》余脉衍生而来的《汉书》文本雏形——《史记后传》，由零散而整齐，最终具有了独立价值。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探撰前记，缀集所闻”，[3]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永平五年（62）班固因“私改作国史”被人告发下狱，后被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以此风波为标志，《汉书》编撰由以学术为主导转变为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由相对独立的历史编撰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诏问班固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对正在撰写《汉书》的班固发出警告，这些证据仍然保存在班固《典引序》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承受巨大压力的班固历二十余年之艰辛，章帝建初七年（82）终于呈上《汉书》，[4]但此时的《汉书》可能只有纪、传部分，而没有表、志部分，仅是规模初具。[5]此后《汉书》文本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但直到和帝永元四年（92）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书》最终经过续补而成完璧，其功臣则是班固的胞妹班昭以及扶风马续——班昭不仅续补《汉书》，且授《汉书》于马融，成为《汉书》学的第一人。班昭、马续对《汉书》的续补工作，刘知几《史通》也有明确的记载。《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6]

  《汉书》发轫于诸贤，奠基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矣。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汉书》）凡经四人（班彪、班固、班昭与马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7]

  值得注意的是，续补《汉书》的马续以及从班昭受读《汉书》的马融，都出自扶风茂陵马氏，这显示出扶风安陵班氏与茂陵马氏的密切关系。在政治和军事上，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合作较多，[8]而在文化上则与茂陵马氏合作较多。[9]扶风安陵班氏与扶风茂陵马氏同出一郡，二者关系甚为亲密。马援兄马余之子马严为将作大匠，又与班固等编定《建武注记》，[10]这是班氏与马氏在文化上的第一次合作，而马续、马融兄弟即马严之子，后来班昭授马融《汉书》、马续述《汉书·天文志》，则是班氏与马氏两个家族合作关系的延续。

  除《天文志》为马续所撰外，《汉书》主要是由班氏家族成员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之竣，乃班氏一族之功，《汉书》之学，为班氏一家之学，但今本《汉书》的署名却只有班固一人，作“汉兰台令史班固撰”。这种做法貌似对班氏家族其他成员不公平，但实际却是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学术撰著常常是一个集体性工作，具体到家族学术而言，家族成员往往休戚与共，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汉书》之前，《太史公书》成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手。《汉书》之后，六朝隋唐之间，父子相继、家族撰史之事甚多，如《汉后书》为西晋华峤及其子华彻、华畅三人合力而成，王隐《晋书》则是踵续其父王铨之志业。又如姚察、姚思廉父子合撰《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合撰《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合撰《南史》、《北史》，而初唐颜师古所注《汉书》，不仅参考了汉晋六朝二十余家旧注，而且多取于叔父颜游秦之《汉书决疑》，家学之重要可见一斑。经学方面也是如此，如虞翻的《周易注》为会稽虞氏五世之学，[11]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经过其父范汪以及子弟辈的集体努力方才成书。[12]

  这种情况在近世也很多见，一部书往往经过两代甚至数代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方成佳撰。如清代莫友芝的目录学名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实得力于其子莫绳孙之加工和补充，才得以行世流通。而杨希钰的诗集《兰馨堂诗存》，成于三个儿子杨沂孙、杨泗孙、杨汝孙之手，文字与稿本《桂岩吟馆存稿》、钞本《银藤花馆吟草》差别甚大，是经过很多修改才成书的。张剑先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家族文化的层累性”，是很恰当的。[13]又如仪征刘氏数代传经，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治《春秋左传》之学，自刘文淇撰《左传旧疏考正》八卷，至刘寿曾而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清代辑录考证《左传》旧注之集大成者。还有的著作则经过老师与门人弟子讲习切磋，历数十年而成书，如清末王闿运所撰《春秋公羊传笺》，“乃汇集数十年读书讲学之心得。有所发现，即改定前说，遇有疑难，辄令学子相互讨论，此《日记》中所屡见。对门人弟子的见解，亦多有采入，署名见于《春秋公羊传笺》者，有史荣森、廖昺文、梁镇中、欧阳属、韩非之等”。[14]

  就班氏家族集体编撰的《汉书》来说，父子、兄妹合撰一书，经数十年光阴和心血而臻于美善，班固去世后，班昭并未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去争夺《汉书》的署名权，实是符合世事人情之举。由此可见，文化士族在共同经营社会、文化声誉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的配合，在著作权问题上达成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默契，他们不仅是简单的利益攸关方，而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15]

  2、共识与共谋：作为王朝史学的《汉书》

  东晋史学家袁宏曾将战国以来至东汉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战国时期的游说之风，西汉高祖至宣帝时期的任侠之风，元成明章时期的守文之风，东汉后期的肆直之风。从诸家“续《太史公书》”到《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元、成、明、章时期，正处于“尊师稽古，宾礼儒术”的“守文”之世，[16]这一时期，儒学影响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书》的风格与特点，难免受到这个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而与“任侠”之世出现的《史记》产生了巨大差异。

  东汉前期，在恢复政治秩序之后，思想文化上建立共识成为统治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在经学领域，光武帝重建西汉今文十四博士，明帝和章帝大力提倡儒学，而在史学领域，东汉皇帝也要树立对历史和现实评判的权威。表现在历史编撰中，就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活动与皇权、宗室、外戚势力密不可分。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直接干预，下达指示，甚至亲自参与编撰活动。如明帝不仅留意《哀牢传》、《苏武传》，而且直接参与撰定《世祖本纪》（《光武本纪》），又如明帝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对政事有所取舍等，[17]即是其例。二是间接干预，派宗室、外戚力量加强领导，予以监管。东汉前期，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等学者文人的活动，始终受到宗室外戚刘复、刘毅、马严等的指导，这是东汉皇权对历史写作的间接干预。如果说史家是立法者之一，那么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就是这种权力的代表，但到了东汉，这种权力开始被专制皇权所取代。

  随着《汉书》文本面貌的不断整齐，政教因素不断加入进来，特别是东汉明帝时期，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控制，《汉书》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东汉帝国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成为东汉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评价问题召问班固等人，他认为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寓有对汉朝或武帝的讥讽之意。永平十七年（74），正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时间，在这个敏感时刻，明帝与班固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带有警告和预防之意。[18]《汉书》虽然是权力塑造下的文本，但幸运的是，明帝于永平十七年（74）才发出自己对《汉书》的指导性意见，此时《汉书》已初具规模，明帝的意见虽然对班固的编撰思想有巨大影响，但尚未对《汉书》造成更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从祸福相转的角度来说，《汉书》编撰的早期阶段，是简单的文本形成史，缺少统一的指导思想，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不断加入，反而具备了思想上的统一性，拥有了照耀全书的光彩。

  《汉书》编撰在中国古代历史写作中是一个特例，由一个复兴的王朝为前代撰写历史，这是以前未有、后来也未见的。前代归于消亡，继起者通过武力重新兴起，《汉书》的批判对象不是西汉而是新莽，为了呈现某种历史必然性，《汉书》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或放大或缩小，或有意突出或有意遮蔽，如《汉书》对高祖刘邦、王莽和光武帝刘秀的态度，就需要我们持一颗警醒的心去看待。《周易》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西汉历史的两端都面临“革命”的问题。“有德者必有位”、“有德者必有言”，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而美化政治家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其树立为一个道德典范。随着东汉帝国秩序的建立，班固也在《汉书》中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历史秩序。在《汉书》叙事中，刘邦与刘秀成为正义与光明的化身，居于政治伦理的上风，突出“光明感”、证明“合法性”是叙述主线，宏大叙事是表现手段，而王莽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难免成为被抹黑的对象。[19]这些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汉书》的政治隐喻，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编撰“怎样隐喻性地呈现了意识形态、权利关系或社会身份对历史事件的彰显、遮蔽和剪裁”。[20]我们自以为能够把握和认知的“真实”历史，实际是读者通过文本虚构出来的想象世界，它建立在权力塑造的文本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如果文本作者实现的方法足够巧妙，手段足够高明，它就足以让读者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相信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文本。

  东汉皇权与精英群体的合作与共谋，不仅是简单地垄断知识，而是生产出符合自己需要和期待的知识——作为一种经典文本，《汉书》就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汉书》具有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汉书》卷一百下《叙传》：“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这与《两都赋》开头的说法非常类似：“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汉书》所具有的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体现出历史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它让我们看到，在某些时候，历史著作会自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喉舌，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和“传声”，但因为它是委婉地传达出官方声音，不那么僵硬刻板，使人在思想认识上更容易接受，不仅让人们感受到统治集团“炎之如日，威之如神”的一面，更有“涵之如海，养之如春”[21]的一面，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充当了“牧师”的角色。东汉前期像班固以及王充、傅毅这样的学者文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和讴歌自己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并非政治胁迫所致，而且力图将这种精英共识普及为文化常识，唤起一种政治理想，可谓帝国声音的微妙传达。

  总之，《汉书》不仅是汉代文明的载体，它的出现，更多体现了一种帝国共识，这是东汉初年的知识阶层对所处时代环境的一种积极回应。

  2、周汉一脉：西汉王朝的历史定位

  历史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叙述或描述，而且贯穿和呈现了编撰者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并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对于王权政治的“显性权力”而言，这可视为历史文本的“隐性权力”，《汉书》中流露的“周汉一脉”的思想观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周朝与汉朝均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王朝，前者是“封建时代”王朝的代表，后者是“统一时代”王朝的代表。[22]文武、周公所确立的周代宗法制度、礼乐文明对后世影响深远，[23]荀子曾将“周道”奉为王道最完美的典范，云“欲知上世，则审周道”（《荀子·非相》）。西汉时期普遍接受的“汉家法周”[24]观念，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荀子影响。[25]东汉时代则继承了这一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登我汉道”[26]与《诗经》里的“周道倭迟”（《小雅·采薇》）遥遥贯通。

  “周汉一脉”的思想观念，首先体现在《汉书》的得名上——《汉书》之“书”与《尚书》特别是《周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27]东汉前期，《尚书》学受到皇帝重视，在社会上也非常流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曾在洛阳太学学习《尚书》，其后明帝从桓荣学习《欧阳尚书》，章帝从桓荣之子桓郁学习《欧阳尚书》，和帝则以桓荣的学生丁鸿为师。章帝非常重视《尚书》，元和二年（85）东巡时曾命张酺讲《尚书》。[28]东汉初年人也常常将周、汉拿来作比较，王充《论衡·宣汉篇》云：“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汉则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于周之成、康、宣王。”又云：“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而且王充将班固等当代学者文人的创作与周代制作相提并论，《论衡·须颂篇》云：“《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王充不仅将汉帝与周圣、《汉颂》与《周颂》相提并论，而且主张承前代经典而作“汉书”，《论衡·宣汉篇》云：“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继《周书》（《尚书》）而作的《汉书》可谓呼之欲出。因此班固编撰《汉书》，以求合于《虞》、《夏》、《商》、《周》之传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汉书》计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百篇，这百篇之数正与西汉时期流传的百篇《尚书》的观念相合。西汉孔安国《尚书序》：“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29]扬雄《法言·问神》亦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在东汉前期，“百篇尚书”的观念仍然十分流行，班固也是抱着同样的认识，《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云：“《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而《汉书》一百篇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受到西汉“百篇《尚书》”说法的影响。

  东汉前期学者文人的撰著创作常常模仿周代作品，这是时代思潮使然，如明帝驾崩后傅毅仿《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为诗十章，王充《论衡》将汉代皇帝和周代三圣相提并论。而他们在经典传统影响下的制作更是充满颂美之词，《论衡·须颂篇》云：“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徒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这与班固在《答宾戏》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30]《诗》有《周颂》、《商颂》、《鲁颂》之分，《书》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之别，各有其典范意义，故班固作《汉颂》（篇末附有歌诗）以仿照《周颂》、《商颂》，作《两都赋》以延续《雅》、《颂》之传统；又撰《典引》以发扬《尚书·尧典》之余绪，而《汉书》承《周书》而来，更是一篇放大千万倍的“《典引》”。后来刘知几的《史通·六家篇》，则明确将《汉书》家的传统与《尚书》联系起来：“《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

  其次，《汉书》行文中常常透露出“大汉继周”的观念和意识。西汉时期“汉家尧后”、“汉德承尧”[31]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是血统方面，而从正统的角度来说，高祖刘邦伐无道、诛暴秦，所建立的西汉乃是继周而兴。《汉书》在年历问题上采用了刘歆《世经》“五德相生”的说法，以周为木德，汉“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也与这一观念相应。[32]班固本人也不例外，他在《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中说：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其中所说的“大汉继周”，既是班固对西汉王朝的历史定位，也是“周汉一脉”观念的清楚表达。

  《汉书》中的人物传记传达了同样的观念，《汉书》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载：

  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

  《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载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吾丘寿王所说的“高祖继周”与司马相如所说的“继周氏之绝业”，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认为汉承周而来，当重振周道、兴复王业，这是汉室的历史使命。

  《汉书》中多处流露的“周汉一脉”意识，生动反映了汉代人的正统观念：西汉以周为正统，以秦为闰位；东汉则以西汉为正统，以新莽为闰位。东汉时代对周之统绪的再次确认，自然是出于实际政治的需要，以神话自己源之所出。

  4、“双轨制”：两汉历史的衔接问题

  《汉书》将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的史事载入《王莽传》而非《平帝纪》，曾遭到刘知几的批评，《史通·编次》：“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仅是刘知几所说的正朔问题，还牵涉《汉书》叙事起止及两汉历史如何衔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班固的叙述策略十分高明，以“双轨制”的办法巧妙地实现了两汉历史的衔接。

  《汉书》叙事的时间范围不仅限于汉代，如《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沟洫志》、《礼乐志》、《郊祀志》、《古今人表》[33]等起于上古三代，刘知几《史通·断限》所云“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说的就是这个情况。而班固记录汉事的止年尤其值得注意，据班固自己所说，《汉书》叙事，“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34]“起元高祖”，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从字面上来说，即是王莽被杀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从高祖元年到地皇四年，共计229年，班固所说的“二百三十年”可以视为约举成数。但“二百三十年”这个年数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值得注意。从《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文末所载来看，班固有意将西汉历史的年限划在汉元年（前206）至更始二年（24）之间：

  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

  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书》叙事包括的“二百三十年”，是“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新莽十四年和更始帝两年的统治都被涵盖在内。《史通·外篇·杂说上》“诸汉史”条云：“《汉书》断章，事终新室。如叔皮存殁，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恒例者耳。”“事终新室”的说法，显然不尽准确。

  《汉书·律历志》计算清楚的“年数”，说明西汉末年“更始”帝的存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的确，“更始”帝以及“更始”年号都明确地出现在《汉书·王莽传》里，《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王莽地皇四年（23）：“汉兵乘胜遂围宛城。初，世祖族兄圣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叙事中出现了“更始元年”，随后则继以（更始）二年：“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余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有意思的是，班固丝毫不提东汉光武帝（世祖）的年号“建武”，在文中出现的“明年夏”，很巧妙地回避了东汉。

  为了在《王莽传》中完成两汉历史的衔接，班固不得不推出“更始帝”，但即便如此，他对光武帝刘秀的维护仍是非常突出的，如称“更始帝”刘玄并不称名，而是称作“世祖族兄圣公”，可见班固有意要突出东汉皇权的合法性。《汉书》关于光武帝刘秀的记载虽然不多，但非常显眼，特别是昆阳之战中的英勇表现，《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王莽地皇四年（刘玄更始元年，23）四月，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阳、郾、定陵。莽闻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驰传至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邑与司徒寻发雒阳，欲至宛，道出颍川，过昆阳。昆阳时已降汉，汉兵守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会世祖悉发郾、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汉兵乘胜杀寻。昆阳中兵出并战，邑走，军乱。大风蜚瓦，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雒阳。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

  如何让西汉与东汉在时间上紧密衔接，是班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其中不仅是“更始”帝刘玄，还包括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汉书》中的西汉年数可能存在一个显隐并用的“双轨制”：显的是西汉帝纪，共十二世，这是一个大致的、简单的说法；隐的是西汉年历，共二百三十年，包含着“更始”在位的两年，这是班固为衔接两汉所特别采取的叙事策略。

  《汉书》纪传的安排，也显示了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如“十二纪”，是西汉帝系的显性存在，而列传特别是《王莽传》则揭示了两汉历史的一种隐性链接。在整部《汉书》中，《王莽传》所占篇幅很大，将王莽从兴起到崛起再到篡位的过程一一描述出来。编年叙事的《汉书·王莽传》，并非王莽一个人的传记，其性质相当于新莽本纪，它不仅记载了新莽一代的诸多历史事件，而且许多重要人物（如刘歆、严尤等）的事迹（或者说是传记）也都被编入其中，《王莽传》可以视为新莽一代的编年体断代史。

  西汉最后阶段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被记录在《汉书·平帝纪》与《王莽传》中，二者都是编年叙事，且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即平帝即位后元始元年（1）至元始五年（5）之间。对照可以发现，《平帝纪》所载事迹少，而《王莽传》事迹多，“元始”年间叙事的中心显然是《王莽传》而非《平帝纪》。《平帝纪》的叙事带有跳跃性，许多历史事件只在《王莽传》中被记述，如《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叙元始五年（5）事迹：

  （元始五年春正月）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

  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议曰：“礼，臣不殇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

  元始五年（5）是《平帝纪》的最后一年，叙事从春正月及闰月直接跳到了冬十二月丙午平帝驾崩，时间跨度很大。而在《平帝纪》中班固则多处运用了“互见法”，如《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语在《莽传》。”《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语在《莽传》。”这些具体的史实多是直接在《王莽传》中叙述。[35]

  在西汉历史最后阶段的叙述中，班固重视《王莽传》而非《平帝纪》，别具深意——因为班固让《王莽传》承担了两汉历史衔接的重要使命，而《平帝纪》则无法承担这一任务。《汉书》传记部分的最后三篇《外戚传》（王莽亦出身外戚）、《元后传》（元后为外戚王氏兴起之关键）、《王莽传》，步步深入，揭示了西汉之何以亡，以及亡于何人之手。除了这层历史的深意，《汉书·王莽传》的设立与写作，还承担了另外一个具体的使命，那就是实现西汉与东汉的历史衔接。正如秦汉之际的政治更嬗离不开“楚”这个环节（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项羽本纪》以及《秦楚之际月表》，承担的就是这个写作任务），两汉历史的衔接也离不开“新莽”这个过渡政权，此亦《汉书·王莽传》的使命之一。

  5、自由与秩序：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两种力量

  从《史记》到《汉书》，中国史学在表面的继承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书》的王朝史学取代了《史记》的人本史学，[36] 并统领了以后的两千年。

  《史记》以辉煌的成果总结了以往近千年的史学，[37]它更多地是承担一种文明载体的功能。针对秦火以来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状况，以及“图籍散乱”的事实，司马迁重新做了一番系统化的工作，他撰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司马迁将上千年散漫的古史系统分为五帝、三王、五霸、战国、秦汉等几个阶段，并整合中原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民族，使之形成一个明晰的时间序列，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有条理的早期中国历史，而且富有传疑精神，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史记》创制的史书体例，还为以后中国历史（史书）的扩容留下了空间——新的王朝自然成为新的“本纪”，新的编年资料可以用“表”来呈现，四周民族的变化情况可入“列传”，新的社会现象和时代典制可用“书志”来表达，这是一个富有包容性和对话性的传统。可以说，即使司马迁之前的所有文献全部丢失，只要有一部《史记》，中国人就不会失去自己的记忆，中华文明的血脉就不会被割断。

  《汉书》则开启了一个新传统，成为以后两千年王朝史学的典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得好：“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38]从《史记》到《汉书》的转变，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而不仅是简单的历史编撰范式的变化。

  班氏父子曾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予以批评，有的是针对具体内容，如《史记》的“疏略”、“抵牾”之处。裴骃《史记集解序》载，班固有言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39]“疏略”如司马贞《补史记序》云：“又列传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韩非。管、晏乃齐之贤卿，即如其例，则吴之延陵、郑之子产、晋之叔向、卫之史鱼，盛德不恭，何为盖阙？”[40]“抵牾”如《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载子路事与《仲尼弟子列传》之不同，这样才有了“整齐”的必要。有的则是对司马迁的思想批判，如班固言《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1]这不仅是班固一人的意见，也代表了他后面一大群儒家知识分子的倾向。其实太史公未可非也，就政治社会功能而言，“黄老”与“六经”在不同时期作用不同，难以一概论其高下；游侠挑战权威，甚或以私义行公权，而处士逃避社会责任，甚至屈从于现有秩序，二者立身行事不同，难分优劣；至于“货殖”，则涉及不同的财富观，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观念影响下，士人羞于言利，像颜渊“箪食瓢饮”才是他们所推崇的。实则贫困并不是一件让人骄傲的事，财富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看怎样获取它、怎样利用它。班固虽然批评司马迁，但他自己的《汉书》写作也有可议之处，南朝宋范晔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42]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对班彪、班固父子反唇相讥：“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43]这些都算是替太史公鸣的不平吧。

  《史记》之后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写作，正处于儒学逐步张扬、控制整个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时期，《续太史公书》的写作者和撰述者，不仅仰于皇权的鼻息，更匍匐于圣人的思想言论之下，其思想之境界自然无法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正统论者对于思想异端往往有批评意见，而不知自身处境之可讥，这种盲目忠诚，同样是一种“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如扬雄批评“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44]正所谓后人悲前人，而不知自己之非，亦使后人复悲后人也。之后的班彪、班固虽然在细枝末节上对续《太史公书》诸家多所批评，认为他们琐屑而不成系统，而实际上他们同出一源，只不过班氏父子的文笔更典雅，思虑更周密。随着班彪《史记后传》的撰写和《汉书》文本的整齐化，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司马迁的对立面，思想也由《史记》突出的个性与自由的特征发展到《汉书》对权威与秩序的追求。但不管是哪种取向，哪种力量，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中都凝聚了史家的精魂，司马迁是诸子百家孕育的精魂，班固是六经独尊之后的思想结晶，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未来，在后世读者中焕发出思想的光芒。司马迁说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又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45]这是太史公对精神不朽的追求。班固在《<典引>序》里讲到“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46]这种追求比之太史公逊色不少，但也表明了班固的态度——写作《汉书》他是认真的、郑重的。

  司马迁与班固在史学上都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著作中也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建构，但二人又有许多差异，如《史记》贵求索，《汉书》重因循；《史记》文笔疏放，《汉书》法度严整等等，其根本不同在于：司马迁听从内心，追求创造、个性与自由；班固重视传统，强调服从、权威与秩序。班固的时代，封闭、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汉书》强调伦理道德，强调社会责任，就把自己给束缚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续《太史公书》”诸家以及班彪、班固父子，都在太史公所讥讽的“拘学”者之列，论思想、论情怀、论境界，他们与太史公相差不啻千里。汉明帝诏问班固：“（《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迁赞下宁有非耶”，班固“具对素闻知状”，[47]可见对司马迁成见已深。我们尊重权威，也需要秩序，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证明权威是对的，秩序是好的——有时人们以为自己发现了光，其实那并不是光而只是黑暗的幻象。

  《史记》与《汉书》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史学精神，一个强调个性，注重想象；一个强调权威，注重法度；一个勇于向人的内心世界探寻，一个努力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一个尽力反对世俗和拘学者的一切偏见，一个站在学者的立场去评判历史和社会。前者带来灵性和活力，后者带来限制和规矩。[48]《史记》与《汉书》的这两种精神特质，形成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两种力量——个性与自由，权威与秩序。后代史家的撰述大多是在这两种力量或思想之中取得一种平衡——更强调主观还是更强调客观，更强调自我价值还是更强调社会责任。在理想的状态下，人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交替出现，一个讲求个性和自由，一个强调秩序和权威，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文化既需要创造、感性，也需要秩序、理性，二者都有超越对方之处，都有更卓越、更优秀之处。

  但在真实的历史时代，影响历史编撰与写作的这两种力量，自然是强调道德感、铸就社会稳定基础的一方处于优先地位，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最终是后者稳稳占据了支配地位。《汉书》的传统至《资治通鉴》而达到极致，而《史记》的传统则再无特出的苗裔了，许多历史文献成了仰人鼻息、精神残缺的遗存。尽管有刘知几，尽管有顾炎武，尽管有章学诚，但历史传统的力量实在太大，难以扭转。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史学风尚丕变，兴起反思、怀疑的潮流，一方面有梁启超对“新史学”的鼓吹，另一方面许多历史著作开始面向现实，面向自我，面向内心，出现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这些个性化的历史著作，改变了旧史学的面貌。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

  参考文献

  [①] （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②]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

  [③] 《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上》。

  [④] 《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云：“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后汉纪》亦载“至建初中其书乃成”，东晋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现代学者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马班作史年岁考》考证其事在章帝建初七年（82），可从。

  [⑤] 关于章帝建初七年（82）班固所上《汉书》面貌之推测，笔者拟另撰专文，兹不赘述。

  [⑥] 唐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下册，第339页。

  [⑦] 《廿二史札记》卷一“班固作史年岁”条。

  [⑧] 扶风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关系密切、渊源已久。东汉初年，班固的父亲班彪避难河西，依附于窦宪的曾祖窦融，为其出谋划策。班固的弟弟班超则在永平十六年（73）为假司马，随窦固出征匈奴，后立功西域。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则以班固为中护军，与参议。

  [⑨] 扶风茂陵马氏的发达，始于东汉初年的马援。马援本来是隗嚣的部下，隗嚣派他到洛阳与光武帝接洽，马援一见光武便倾心相推，奠定了马氏家族与东汉皇室的信任关系。之后，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马援之子马防为车骑将军，马廖为卫尉，马光为执金吾。与此同时，茂陵马氏也完成了由军功勋贵、外戚豪族向文化世家的转化。

  [⑩]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附兄子马严传》载马严受明帝之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

  [11] 《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裴注引《翻别传》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悬象，面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桴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

  [12] 范宁《穀梁传集解》自序对此有明确的交代。

  [13] 参见张剑《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第六章“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 清王闿运撰、黄巽斋校点《论语训·春秋公羊传笺》，黄巽斋“前言”，岳麓书社2009年版。

  [15] 寻其究竟，以孔子为代表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篇》）的儒家伦理，当是其思想根源之一。

  [16] 见袁宏《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下》“袁宏曰”。

  [17] 《后汉书》卷一○上《明德马皇后纪》：“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永平三年春，……遂立为皇后。……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18] 此外，关于汉武帝的功过是非，也是章帝时期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孔僖、崔骃的例子就很典型，《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孔僖传》载：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资治通鉴》卷四六系此事于章帝元和元年（84）。

  [19] 更为形象的刻画见于班固《东都赋》，《文选》卷一《东都赋》：“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未之或纪。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

  [20] 冯黎明《历史编撰学与历史知情权》，《粤海风》2013年第3期。

  [21] 《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上》载班固《答宾戏》云：“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养之如春。”

  [22]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吕思勉著《中国制度史》第九章《国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23] 作为周代文明结晶的《六经》特别是《诗经》中的雅、颂部分，充溢着对周德和王道的向往之情，是周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如《周颂·昊天有成命》，传达的是周王的谦卑、恭谨和对天命的敬畏，却以艺术化的手法呈现出来，十分高明，《国语·周语》的解释很能反映诗心之所在：“《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又如《小雅·鹿鸣》，也是一篇修辞技巧高明的作品，它把对王道的想象包裹得非常温暖，一下子拉近了人的情感，去毫无戒备地接受诗歌关于周之盛德的布道。

  [24]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

  [25] 见陈苏镇著《<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二章“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第三节“董仲舒的王道、天道理论及汉儒的两种德教说，中华书局2011年9月第一版，第191页。

  [26]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述《文纪》第四”。

  [27] 《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史书而近于子书（参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而《汉书》与《史记》有很大不同，它与经书、经学的关系更为紧密。

  [28] 《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

  [29] 《文选》卷四五孔安国《尚书序》。

  [30] 《文选》卷四五班固《答宾戏》。

  [31] 分别见《汉书》卷七五《眭弘传》、《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

  [32]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载刘歆《世经》云：“武王 《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

  [33] 《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班氏《古今人表》，人皆诟之，其实不可厚非。此非班氏所能自为，疑出汉世《春秋》经师相为授受，意亦刘向《世本》之属也，班氏多传刘学，故裁取以入史耳。……古人为《春秋》之学者，必有名字之书，《人表》殆其遗也。”

  [34]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

  [35] 只有一处例外，《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公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语在《平纪》。”这里出现的“语在《平纪》”，是《汉书》中唯一一处。

  [36] 这里“人本史学”一词主要强调司马迁关注的重点在人，关注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而不是以权力、权威为导向，“王朝史学”指班固编撰《汉书》的出发点主要在维护专制皇权、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

  [37]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修订前言”云：“《史记》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编年与纪传兼而有之。《史记》纵贯两千余年，历经五帝、三代、春秋、战国、秦汉，政权更迭，社会形态极为复杂，采用综合性的叙事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有关。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论，《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册，第6页。

  [38] 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9]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册，第4007页。

  [40]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册，第4019页。实际上司马贞所言不妥，其所举“郑之子产”的事迹和传记，已见于《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

  [41] 裴骃《史记集解序》，“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册，第4007页。

  [42] 《后汉书》卷四○下《班彪列传》末范晔论。

  [43] 吕思勉著《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96页。

  [44] 以上两处引文见《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

  [45]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46] 《文选》卷四八。

  [47] 《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

  [48] 班固在《典引》序中既讲到自己“刻诵圣论”，又讲到《汉书》“动有规矩”，见《文选》卷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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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旧文1：慧眼识才和任人唯亲

  作者：扫墓狗叮当龟 发布时间：2009-11-09 08:53:25

  满屏的长辫刚刚偃旗，《汉武大帝》又被炒了起来。年初才观看了一场“盛世大联欢”的国人，抚今思古，自是对于那个标记了我们民族的朝代有着更高的热情，一时街谈巷议，蔚成时髦。笔者脱离电视久矣，未得躬逢其盛，然而近日翻看《汉书》，竟也有了几分感想在此。

  汉武其人，向称雄才大略，一生众多建树，最耀眼的自是武功。征匈奴，定西域，收百越，臣朝鲜，可谓伟烈丰功，赫赫千古。《汉书》纪赞不言武功，只是东汉的偏见，故而班固一概抹杀。汉武北征匈奴的战绩在我们农业民族对抗游牧骑兵的历史上，实乃难得的扬眉吐气之事，是以劳民伤财亦成小节，并不能妨碍“封狼居胥”代代传颂不衰。

  然而细究起来，汉武能成就此等功业，大概也颇有几分运气的作用。单看那两位威名千古的北征将军之出身“裙带关系”，即可推一二。卫青与霍去病，一为武帝卫皇后同母弟，一为卫后姐之子，卫青因姐见用，初入宿卫，元光六年（公元前128年）拜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只是四路军中的一路。领军万人，斩首虏只数百，战绩并不惊人。然其时北征艰难，同去其他三路均无功，士卒尚多折损，卫青的成就便显得突出。当时赐爵关内侯，第二年（元朔元年）再出雁门，所将兵已增至三万。以后历年征战，七出绝塞，收河南，置朔方，官至大司马大将军，三子封侯，位极人臣。卫青治军既严，行事谨慎，出必有功，可说是第一流的武将，得佐武帝，适逢其时。但卫青的登台，有多少是看在当时圣眷正隆的卫夫人情分上，就难以说清。卫青为人淡泊，初立功封侯时年不过弱冠，已有行事低调之名，假使不是身份特殊，恐难有机会一展拳脚。而汉武帝当初是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小舅子身上的将军潜质而大胆起用，还是为博美人一笑而做的顺水人情，实可考量。

  霍去病的脱颖而出，则相对明朗。“以皇后姊子（是时卫子夫因生刘据，已封后），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少年人锋芒毕露，一战即“捕首虏过当”，勇冠全军，“冠军侯”之名遂立。霍去病始侯在元朔六年，其时汉武帝三十五岁，即位已逾十八载，正是大权在握、雄心勃勃的时候，霍去病的勇猛锐气无疑极投合上意。霍去病是只有过年少岁月的将军，自十八岁从军到二十三岁死，一鼓不知反顾的锋锐从未减损，凡出塞六次，所携皆“敢力战深入之士”，累斩首虏十一万余级，已远远超过卫青的成就。卫霍之功业堪称得时，亦成就了汉武帝千载威名。后人只赞叹汉武帝的亲戚素质如此之高，或感慨幸运女神对“失节仆妇”卫老太婆毫不势利地眷顾（赵翼《廿二史札记•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但于“任贤”还是“任亲”之间一直杂缠不清，卫霍两条兼备，似颇凑巧，我们要溢美汉武，就不妨说他是“内举不避亲”。

  然而这样理想化似有不妥。“武帝三大将”，卫霍居前，后期还有个李广利。其实广利其人功业非小，张骞死后西域的臣服，多赖“贰师将军”威名。然此人前有将兵数万两年不克一小小郁成，被武帝怒遮玉门不准回来的丢脸；后有临阵心贰，兵败投敌的变节，因此颇不为人所称，史书上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得任完全是由于汉武帝“欲侯李夫人”。因汉高祖与群臣有约非有功不侯，而人又言大宛的贰师城微地易取，所以特意赏给他立功的机会。司马温公编《资治通鉴》到此，痛切批评以“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的“军旅大事”，“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于檄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因此说汉武“无见于置将”，是虚守祖训而不知大节的自作聪明，则让汉武帝的崇拜者实难置辩。广利出征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其时卫后之宠衰久，霍去病和卫青先后去世，正逢卫氏中衰。李夫人苦心孤诣，把自己青春健康的美貌永留武帝心中，“欲以深托兄弟”，果然收效，广利成为汉武朝后期的显贵，凡十二年。

  汉武之于广利，任人唯亲之意大现，几乎成为典型。由此反推，怎能不对卫霍之用的动机有所怀疑？诚然到了广利时期，汉武功业既广，雄心渐衰，被“高处不胜寒”的寂寞缠绕，行事多有任性处，不能与前期相比。然而付军旅大事以私其所爱，怎么看都像是习惯为之。或者可以认为由于卫霍的表现太好，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择将直觉产生盲目信任，也未可知。

  中华帝国的任人唯亲，与其说关乎政治道德或智慧，不如说是文化使然。秦汉以降社会大变动，贵族势力崩溃而帝国草创。秦末动乱，泗水亭长刘邦“威加海内”，造就“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是一个大事件，彻底改变了帝国政府的性质，从此后政府成为“国家”的代表，并逐渐走向精英化——即由社会精英组成。而另一方面，皇室由于皇帝的存在及世袭传承而成为唯一的贵族，逐渐在帝国的政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皇帝虽然“以国为家”，但实际上与代表“公室”的政府并不能经常保持一致。政府，或说官僚系统是拥有独立性的，“其言莫予违”的君主独裁并非合理的政治常态。这种情况的造成，可能缘于皇帝在理论上既拥有对帝国的绝对支配权力，同时又承担唯一的绝对责任。换句话说，“国”即是“家”的同时，“家”也是“国”。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国家代表的“皇帝”之间发生了分化，且由于官僚系统一经形成，既具有类似利益和责任的“趋同”性而表现出主观的能动作用，所以该分化便逐渐成长为皇帝与政府的矛盾，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对立”。

  一方面，皇帝建立官僚系统以承担帝国的政治运作；另一方面，皇帝通过和官僚系统的斗争来调整自身权威实现的程度。考虑到帝国的基础必须稳定以及行政效率需要保证等问题，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并不经常是优势的一方。皇帝的“斗争”努力，往往使帝国政治呈现出一些特色。比方说，任人唯亲。

  这里涉及的，首先是忠诚与效率的平衡这一古老问题。忠诚和效率是皇帝构建政府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这二者几乎能够体现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而虽然效率的低下可能会给帝国带来灾难，但缺乏忠诚的（或被皇帝认为缺乏忠诚的）政府显然对皇帝的威胁更加巨大和直接。明显的，绝大部分皇帝会选择把忠诚放在首要位置，即首先要用“信得过”的人，贤愚在次。至于什么人是“信得过”的，“疏不间亲”本是古训。

  政治学上有个规律：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无论有否干预的合法性，总能对决策产生某些影响。回到我们的话题，由于贵族势力的被消灭，皇帝作为至尊就成为权利同心圆的唯一圆心，而且这种圆心基本可以说是每一代皇帝的“个体”，围绕他晕染出来一个权力扩散的范围，至少是进入视线“待选”的范围。受到皇位世袭制和社会的宗法性文化影响，被划入该范围的主要便是：亲族。

  这样看来，壮年的汉武帝，在魏其武安相继去世，天下大事尽归己手的重要时期，意欲开疆拓土，其用人视线首先落于自家亲戚之上，几乎是很自然的事。而武帝自身的政治智慧和他一以贯之的对经营强大皇权的努力，使得他不会考虑曾深为掣肘的母族和有篡位危险的本族，而选择出身低贱、没有背景的妻族成员。武帝后期对李广利近乎任性的宠信，恰恰反映出其一人独尊的不可抗拒性。终汉武一朝，任人唯亲的行为一直以强大的皇权为背景，所以其恶化所能导致的外戚专权及其他威胁皇帝权威或帝国稳定的后果，可以不进入本文的讨论之内。汉武最后对钩弋立其子赐死其母，做得很绝，他是不愿意任何事物的发展超出自己控制的人。

  本文的题目“慧眼识才和任人唯亲”，是被放在汉武一朝强大皇权的背景下讨论的，强调的是后者，真正关注的却是这个联合谓语结构的主语。一褒一贬，无论褒贬，尽归斯人。这是当年“盛世”的景观，千载之下，何由评说？

  （参考主要《汉书》篇目：《武帝纪》《卫青霍去病传》《张骞李广利传》《外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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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两段材料吧

  作者：Irreversing 发布时间：2010-01-27 09:54:09

  《新唐书·李密传》：密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归谓子玄感曰：“吾观密识度，非若等辈。”玄感遂倾心结纳。大业九年，玄感举兵黎阳，遣人入关迎密。

  苏子美豪放不羁，好饮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公深以为疑，使子弟密觇之。闻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为多也。”

  其书如此，焉容我辈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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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光，忠臣还是野心家？

  作者：旭川@YAKO 发布时间：2008-06-18 14:05:23

  旭川/文

  说霍光之前，首先要说说河东郡平阳县。汉代平阳县的具体位置，大致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边。当时，平阳有个平阳侯，叫曹时。曹时是汉朝开国功臣曹参（就是那位“萧规曹随”的惠帝丞相）的曾孙，曹时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出名，属于众多大汉开国功臣后裔中的一位，嗣爵为侯，平庸而无为。

  在平阳县与平阳侯家的小吏侍婢中，私通现象很严重，在许多对私通者中，有这么两对：一对是小吏郑季和女僮卫媪，另一对是小吏霍中孺和侍女卫少儿（就是卫思后卫子夫的姐姐）。这两对男女一夜或者数夜风流后，前后各生下了个儿子，这两个男婴，就是后来西汉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卫青和霍去病。汉唐的民风比较开明，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思想开放，用过去的话来说是宽容大度，对再婚、私生之类的事情并不歧视，因此，虽然汉文帝和汉武帝都是母亲在再嫁之后才生下他们的，但也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伟大的君王。同样，卫青和霍去病的奴隶和私生子的出身也没有给他们后来的发展带来什么障碍。

  话说当时卫少儿辛辛苦苦地生下霍去病这个儿子后，生父霍中孺根本没有怎么搭理他们母子俩，结束在平阳县的差事后，也就回家娶妻成家。霍中孺后来又生了个儿子，取名霍光。卫少儿得知霍中孺娶妻生子后是什么感受，我们并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只是在她妹妹卫子夫当了皇后之后，卫少儿也带着霍去病嫁给了开国功臣陈平的后代詹事陈掌。

  霍光的童年，非常平淡。和当时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孩童一样，和邻居伙伴四处玩耍。懵懵懂懂地长大。

  转眼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这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军从代郡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时，忽然想起自己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就在不远的平阳，于是这个孝顺的将军便派人将霍中孺接过来相认，并给父亲置办了大量的田地产业，还找了许多奴婢来伺候老父。想想，这个霍中孺真是走了狗屎运，二十二年前在平阳泡了个美眉，多夜情抛弃之后，本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了，没想到那么多年后，忽然皇帝跟前的红人大老远地跑来冲自己下跪，大声叫自己爹爹，还送了那么多田地家业奴婢，真把这小吏出生的黔首吓得够呛，了解原委后又喜得晚上睡觉踢破了好几床被子。

  或许，这次见面让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爱的霍去病感觉到分外地温馨，于是，出征归来时，他又特意到了平阳拜会了父亲，他发现父亲与后母所生的弟弟霍光看起来还不错，于是便将他带去了长安。这一年，霍光十余岁。

  刚从平阳返回长安，霍去病便保举弟弟霍光在宫廷里当了郎官。所谓郎官，实际上是一种泛称。光禄勋（九卿之一，主管宫廷内的警卫事务，但是实际上往往作为智囊参与谋议）属下的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等都统称为“郎”。不久，霍光又由郎官升迁为诸曹（即左右曹，负责内廷的机要秘书工作）的侍中。霍去病去世以后，武帝十分痛心怀念，考虑到霍光是他的同父弟弟，便升迁其为奉车都尉（光禄勋的属官，掌皇帝乘舆）及光禄大夫（光禄勋的属官，掌议论）。霍光也是个聪明人，所以工作更加卖力了。这一段不短的时光中，霍光表现很好，《汉书&#8226;霍光金日磾传》说他“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所以很得武帝信任和赏识。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七月，武帝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又担心幼子登基后重蹈惠帝被母后操控的覆辙，于是下令将其生母、年仅20岁的钩弋夫人赵婕妤赐死。七个月后，70岁高龄的武帝正式立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同时加上丞相田千秋作为托孤五人班子，辅佐弗陵。一天后，汉武帝刘彻崩，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持朝政，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封博陆侯。霍光的女儿和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结婚。后来上官安的女儿通过盖长公主的关系，进宫做了婕妤，后立为皇后。上官安得以加封桑乐侯。上官桀为感谢盖长公主，多次为公主亲信求官，都被霍光拒绝。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把持朝政，致使双方矛盾日益紧张。同时，桑弘羊在盐铁官营等事务方面和霍光意见相左。几人矛盾越来越严重。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上官桀父子、桑弘羊被诛，燕王自杀，霍光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

  元平元年四月（公元前74年），昭帝突然死去，因昭帝无子嗣，霍光拥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李广利之妹李夫人与汉武帝所生昌邑王刘髆的儿子）即位。很快刘贺因为荒淫无度被废，霍光又立武帝之孙刘询，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

  霍光死后，霍氏家族依旧骄横霸道，宣帝不动声色地削夺霍家权力，霍家人深为怨恨，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谋划发动政变，泄密，霍家集团终被一网打尽。

  霍光在许多史家眼里，是个难得的贤明无私的忠臣。汉武帝在位54年期间，虽然励精图治，对内广揽人才，创设制度，发展经济；对外征伐四夷、开通西域，使汉王朝走向鼎盛。但同时，武帝穷兵黩武、生活奢侈、好大喜功、迷信神仙，连年大兴土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任用酷吏，加税加捐，五十年的时间，便把文景两朝积累下的无数财产消耗一空。虽然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六月下了《轮台诏》，对前几十年自己的行为悔过，并把重点重新放回到了农业中来，从此不再对外用兵，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又把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意思是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想让老百姓都重新富裕起来，恢复文景时代的安定生活。虽然这一系列举措让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司马光语），但直到昭帝即位，“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境况还未改变。虽然比汉高祖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史记&#8226;平准书》)要好一些，但毋庸置疑，8岁的小皇帝刘弗陵接手的实际上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辅佐昭帝期间，霍光继续执行武帝末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继续发展，国内富足。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和匈奴的和亲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势，恢复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汉书》是这么评价昭帝一朝的，“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刘弗陵死后，谥号为孝昭皇帝。《逸周书&#8226;谥法解》里对“昭”的解释是“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圣闻周达曰昭”，结合当时现实来看，这一评价应算是公允的。而这一政绩，毫无疑问与辅臣霍光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上下五千年》之类的书以及一些史家甚至说霍光大公无私、忠心不贰，是西汉的周公，将他与圣人相媲美。班固在《汉书&#8226;霍光金日磾传》里也说“（霍光）即使周公、伊尹也不过如此啊。”

  那么，霍光是怎么从一个平民变成辅臣之首的？他的政途和他的性格又有什么紧密联系呢？霍光是不是真的出身低微而资性端正？是不是真的身居高位而大公无私？是不是真的是可以与周公媲美的一代圣贤呢？

  资性端正还是善于做作？

  关于霍光的外貌，《汉书&#8226;霍光金日磾传》是这样介绍的：“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须髯。”这里的“财”是“才”的通假字，全文意思是说，霍光沉稳细致，身高七尺三寸（大约为一米八），肤白疏眉，蓄着一副美髯。除了胡须外，霍光的其他外貌特征即便放到当下，也是众多美眉追求的大帅哥。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汉武帝都是特别喜欢用容貌俊朗的臣子，所以霍光除了要感谢霍中孺年轻时的风流外，还应好好感谢他以及那个姓名已经失考的母亲为他带来了好外貌，这可是天生的好资本啊。

  霍去病为什么没有丝毫犹豫就把霍光保举到宫廷里当郎官呢？这还得从汉武朝的“中朝崛起”说起。

  “中朝预政”的形成，是汉代初期政治制度中君权和相权斗争的结果。汉承秦制，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权力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对于权力欲很强的刘彻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如果说，即位最初的几年年轻的刘彻还走不出窦太皇太后的阴影的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后，22岁的汉武帝刘彻便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又听从了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同时广开仕途选用人才，同时，他已经感觉到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过大，严重地影响了自己对于权力的控制。于是，他物色了不少有才干之人，集中到自己身边作为近侍之臣。给他们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实际参与谋议，形成了一个幕僚小集团，从本质上说，这个叫“中朝”（或内廷）的政治权力机构是相对于外朝的“大朝廷”而独立存在的一个“小朝廷”。皇帝通过咨询身边的这些机要秘书们来对军国大事作出决策和发号施令，保证皇帝对国家政策的独裁，从而架空了以三公九卿为主体架构的外朝官僚集团的权力。

  中朝的近侍大都由民间或下层吏员中选取，武帝通过对他们进行打破常规的提拔擢升，使他们迅速取得富贵名禄的方式在他们中间树立恩信，可以确保这批人对他的忠心。皇帝的旨意，大多通过中朝的侍臣层层传达到下面去执行。外朝的官员们虽有很高的职位，却无实权，反而只能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一般性日常政务。中朝官员职务不高却掌握着实权，外朝官员职务很高却没有实权，两者互为犄角，相互擎肘，实现了平衡。

  当年霍去病将霍光从平阳带到长安时，汉武帝“中朝预政”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建成。霍去病作为武帝宠信之人，对这种情况当然十分了解，他明白，要让这位同父异母弟弟在最短的时间里步入政权核心，就必须进入内廷。于是，他一到长安，就保举弟弟霍光在宫廷里当了郎官。如前所述，霍光出行时为武帝奉车，在宫里则随侍左右，小心谨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品行端正，并最终因此深得汉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托孤集团之首。在许多史家眼里，霍光的“端正”应是他最大的优点之一，为了说明他的“端正”，一则例子常常不厌其烦地出现在《汉书》之类的众多史书中：霍光每次出入殿门，止步、前进都有固定的落脚之处，时间久了，不免引起在殿中值班人员的注意，于是有好事者在霍光日常的止进之处暗中做下标记，到了霍光入殿的时候留心观察，果然丝毫不差。于是大家都说霍光本性“端正”，班固在《汉书》里感慨说其“其资性端正如此。”从古至今，这一细节常被史家引用作为其性格端正的佐证。

  然而，在每次出入殿门该在哪起步，每步该迈多远，每步停止之处该在哪里这样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上都要斤斤计较的霍光，却很难给人以“资性端正”的印象，反而让人看到了霍光性格中工于心计、为人做作的真实一面。这样一个在殿内应该迈几步步子、在何处停脚都要事先计算好的人已经不能用“谨小慎微”来评价，而只能称之为“工于心计”。或许有人会说，你不能这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或许他这样的行止只是一种习惯罢了。出于习惯或许坚持个一年半载还可能做到，可是谁能坚持几十年而不出错？而霍光却做到了。他在这样的小事上都几十年如一日地算计，而且每天坚持如此，摆明了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的行为不是做作又是什么呢？这种心计不是深沉得可怕又是什么？

  这样看来，班固说霍光资性端正或许真的有些过了。不过，班固说其“不学亡术”却是很到位。霍光出身平民之家，读书不多，十余岁进皇宫后，又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应对宫廷里残酷的争斗了。所以，当汉武帝命黄门画者绘《周公负成王图》并赐给霍光时，他便有些不明就里了，县官（汉代官员私下称呼皇帝为县官）不知道为什么送我幅画，他难道以为我喜欢画画吗。而站在一旁的近侍们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当年，周武王驾崩以后，周公旦身负托孤之重，每当到了朝会的日子，便背着年幼的成王到正殿里来接受诸侯的朝贺。汉武帝把这幅画赐给霍光，当然是希望在自己驾崩之后让霍光当周公辅佐刘弗陵的意思（因当时武帝的儿子中只有刘弗陵一个还是幼儿）。所以，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二十二日，武帝预感大限将至，急召霍光等人在五柞宫病榻前交代托孤时，懵懵懂懂的霍光还在问：“（陛下）如有不讳，谁来继承皇位呢？”武帝简直大跌眼镜（如果当时有眼镜的话），他不悦地斜了霍光一眼：“你小子还不明白先前赐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弗陵，你为周公。”

  汉代的皇帝，喜欢以历史典故作为决策参考。作为皇帝身边的侍臣，居然连最起码的历史典故都不知道，霍光真的很让人惊讶。如果把这次之事解释为霍光自幼读书不多的话，还勉强可以解释过去。那么，在废刘贺时，霍光的无知就更让人无法理解了。按理说，经历了这此事情后，霍光就算不吃不喝不睡不泡美眉，也应该抽出点时间来了解一些历史典故应急才对，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然没有。

  且说昭帝死后，霍光立了昌邑王刘贺，可是这个刘贺却是个不大争气的纨绔子弟，荒淫无度。在入京登基的路上，都派人沿途抢夺靓妹美妇，并让其属吏都穿上刺史的官服，任其胡作非为。登位后，更是夜夜笙歌，追着美女到处乱跑，淫乱无比。这下霍光当然不乐意了：我是让你进宫来当傀儡的，你这样荒淫，我怎么服众啊？于是，霍光想，干脆废了这厮吧！于是便问他的私人大司农田延年：“古代有废君的先例吗？”田延年就援引了伊尹的例子。这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伊尹名挚，原是商汤的岳父有莘氏家里的奴隶。后被商汤发现是个人才，于是任命其为右相。伊尹为报达商汤的知遇之恩，帮商汤筹划进攻夏朝的大计，还在危急的时刻营救商汤脱离了夏桀的囚禁。使商汤得以完成灭夏朝、建商朝的功业。商汤死后，接下来的两位君主也先后死去，于是伊尹作主由商汤的孙子太甲继承了王位。可惜太甲恣意妄为，不所伊尹的规劝，暴虐而为，百姓们怨声载道。伊尹规劝无效后，就把太甲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去，然后自己管理起国家来。后来，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来还政于他。

  听了田延年的讲述后，霍光心里终于有了底了，腰杆也硬了起来，很快就废了刘贺。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事很快在满朝传了开去，霍光的不学无术也就彻底地暴露出来了。班固在写《汉书&#8226;霍光传》时也说“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淫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成语“不学无术”即出于此。两千多年来，每当有人要评价某人胸无滴墨时，一般都会称其“不学无术”，不管说话之人知不知道此成语的典故，霍光都难免被潜意识里附带地讥笑一番。从这个意义讲，霍光真是祖坟没修好，倒了八辈子霉了。

  公平大度还是以权谋私？

  除了“资性端正”，霍光最为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公平、大度。对于霍光的公平和大度，有一个故事一直以来都被人们作为佐证广泛传诵。《汉书&#8226;霍光传》中也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日：‘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义）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存放玺印的符节台夜里有古怪，众臣都惊恐不安。于是霍光召来掌玺的尚符玺郎（按照汉朝制度，尚符玺郎共有四名，史书中虽对这一事件中有几个尚符玺郎参与“守印”之战未描述，但从字眼上看，可能是一人，且此人的姓名已失考）说，你看，现在殿中怪事多多，我很为你担心啊，万一玺印有个差池，你可就不好交差了，不如去将玺印拿来，我府里守卫森严，我来帮你保管好了。尚符玺郎说，那可不行。霍光有点不耐烦了，于是伸出手来想强行夺玺，尚符玺郎便按住剑正色道，我的头你尽可以拿去，要我交出玺印，恕我办不到！霍光很惊诧，第二天就以昭帝的名义下诏给尚符玺郎加了两级官。嘉奖一出，百官公卿对于霍光的贤明和大度更是交口称赞了。

  要详细分析这个故事，就得先交代此前的燕齐“谋逆”事件。所谓燕齐“谋逆”，就是武帝去世后，即位的昭帝向各诸侯王送去玺书，通告武帝驾崩的消息。燕王刘旦接到玺书后，说，这不对啊，玺书这么短，而且你看，玺书封印也有问题。于是他就暗中派人调查，然后联合齐王刘泽计划谋反。没想还没有准备好呢，就被并侯刘成告到青州刺史隽不疑那里了，隽不疑可是个干练的人，于是马上派出掾吏，擒了齐王刘泽并将其诛杀，刘旦因是宗藩的缘故，所以报到中央政府后仅受告诫没有问罪。燕齐“谋逆”事件虽然严重，但事态说来也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快就平息下去了，不过霍光觉得这样可不行，必须尽快使象征朝廷权威的皇帝的玺印落入自己掌握之中才行啊！所以，符节台鬼怪之事，十有八九是霍光让人装神弄鬼借以夺取玺印的。霍光大概在心里盘算了，只要借着闹鬼这个籍口，让尚符玺郎有借口好下台，拿到玺印想来是十拿九稳的，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尚符玺郎居然如此尽职，而且大胆到对他这位权臣居然也敢公然顶撞。这一反应出乎霍光意料，所以当时他没有进行处理，估计回家后，不知道要怎么收拾残局，于是拍拍脑袋，想了个好办法，第二天便给对方升了二级官。许多史书在解释“诏增此郎秩二等”时，都把这里的“秩”翻译成“俸禄”，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秩”在古汉语中有四种释义，第一个是“常规”的意思；第二个是时间，“十年为一秩”；第三个意思是“俸禄”；第四个意思是“官吏的品级第次”。“秩”作“俸禄”解时，一般在前面加“重”等动词，如《后汉书&#8226;&#8226;&#8226;百官志二》“本四百石，宣帝增秩”；而作“官吏的品级第次”解时，则一般在后边加“几等”，如《汉书&#8226;&#8226;&#8226;赵广汉传》“贬秩一等”，因此，此处的意思，并不是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给他加了二等俸禄，而是给他加了二级官。当然，通常情况下，俸禄和官职是对等的，多大的官职往往就是多少的俸禄，不过特殊的环境下也确有官职和俸禄不对等的特殊情况。笔者在此用了这么多文字来强调霍光是给对待尚符玺郎加官，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解释霍光此举的真正目的。因为霍光以皇帝的名义特意下诏嘉奖尚符玺郎这样一个符节令属下的小官吏（尚符玺郎在史料中没有准确的秩级资料，估计在三百石以下，最多相当于县丞），相当于国家主席专门下了个文件嘉奖一个相当于小县小官的公务员，可想而知，这个嘉奖对于尚符玺郎而言是多大的荣耀啊！得到朝中重臣如此体谅，尚符玺郎就算不感恩成为其私人，至少也会对霍光产生好感，霍光也因此博得好人缘；另一方面，此举也可以在朝中赢得了爱贤和宽宏大度的舆论与好评；最重要的是，给对方加官即意味着尚符玺郎很快将离开原来符节台的岗位去别处高就，这样霍光就可以乘机安插私人进去顶替，虽然与之前的计划相比费了许多周章，但也额外地收获了好名声。从这点说，霍光此举真可谓精明老辣。

  再举一霍光假公正之名行谋私之事的事例：和霍光同为托孤大臣的金日磾死后留下两个儿子金赏、金建，和昭帝年纪差不多大，都是八、九岁的样子。两人和其父亲一样，从小就在宫中做差事。说来也有意思，金赏做着以前霍光做过的奉车都尉，金建则做了父亲金日磾以前做过的驸马都尉，两人都在昭帝身边做侍中，也许是因着父亲金日磾的缘故，兄弟俩很得昭帝宠幸。金赏后来嗣父爵为侯，佩带两绶。昭帝看兄弟俩一个两绶，一个一绶，心里就想为金建做点事，于是就对霍光说：“金氏两兄弟不能都佩两绶吗？”意思很明显：将军啊，金建是我光屁股玩到大的死党，你想想办法也给他封个侯吧，别让他在同胞兄弟面前显得太寒碜了。霍光说：“金赏已经嗣父为侯了，金建就没有爵好嗣了。”昭帝见霍光装糊涂，就笑着说：“封不封侯不就在我和将军一念之间吗？”霍光则一本正经地说：“先帝有约定，有功才能封侯”。这个事情传开去之后，大家都说，霍光就是霍光，还是那么正直有原则。本来，霍光和金日磾都为托孤大臣，金日磾在世时和霍光关系也还好（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而且，这次是皇帝亲自开的尊口，按理霍光怎样也得给面子，可是他却拒绝了，于是大家交头称赞霍光的公正。其实霍光拒绝为金家兄弟封侯，固然是出于对制度和原则的维护，实际上也有抑制金家在朝廷的势力的目的。从其他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霍光的确可以做到公正，不过那是在处理别人的事情之事，一旦事情与自己相关，就完全变样了：发现通过盐铁会议仍无法打垮桑弘羊后，霍光不惜以昭帝名义任命自己的私人杨敞出任搜粟都尉一职公开与桑弘羊夺权；霍光执政时，他的亲属遍满朝廷，霍光子霍禹，中郎将；兄孙霍云，中郎将；霍云弟霍山，奉车都尉，领胡、越兵；女婿邓广汉，长乐宫卫尉（长乐宫太后居处）；女婿范明友，未央宫卫尉（未央宫天子居处）；女婿任胜，羽林监；女婿赵平，骑都尉将屯兵。用夸张的话说，随便在宫廷里抓十个当官的，就有五六个是霍家人啊！

  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提到，田广明讨益州夷，斩首三万，军功很大却没得到侯封，当时的官方解释是政府修养生息，不愿赏军功导致边将贪功开衅，而范明友讨乌桓后却封为列侯，两者相差那么大，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范明友是霍光的女婿。

  还有，汉宣帝要求霍光给许皇后的父亲许广汉封侯，霍光以许广汉是宦官为由不予以加爵，最后只封了个“昌成君”。霍光死前，宣帝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下，“若有芒刺在背”，后来患难时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许皇后也被霍光之妻毒杀，太子也差点被霍光女儿霍成君毒死，即便如此，霍光死，霍家被诛灭后，汉宣帝并没有因自己所受过的苦难而抹杀霍光的功勋，在麒麟阁设置的功臣画像里，霍光一直都被汉宣帝恭敬地列在第一位，称霍光“功德茂盛，功如萧相国”。从这点来看，实事求是的宣帝真的无愧于“中兴之主”、“一代明君”的称号。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和霍光之女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女儿（也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安在女儿六岁那年，亲自跑去向老丈人霍光恳求，老丈人啊，您看，您这外孙女多么漂亮温柔端庄贤惠啊，您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她送进宫给昭帝当皇后啊。霍光义正严词地说，说实话，我也想她当皇后啊，她是你女儿，可也是我的外孙女啊，可是她这么小，你真的觉得合适吗？当时满朝官员，许多人听到这个事情后都被霍光的一身正气打动了。

  其实，霍光这么做也是有他的明确目的的。因为上官氏虽然是霍光的外孙女，但怎么说也是别家的血脉了，她姓上官不姓霍。而当时，霍光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叫霍成君（就是后来宣帝结发妻子许皇后被害后霍光给安排的第二任皇后），霍光或许是想等霍成君再大一点时送进宫去给昭帝做皇后的，这样以岳父及辅政大臣的名义辅政总比以外祖父名义辅政好些。只是，霍光怎么也没有想到上官桀和上官安在他这里碰了钉子后，很快就通过盖长公主的渠道将上官安之女送进了宫，当上了皇后（始元四年三月，6岁的上官氏正式册立为12岁的昭帝之皇后），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霍光加紧诛杀上官桀一家的原因之一，毕竟，将上官桀灭族之后，不但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敌，而且自己也就成了上官皇后最亲的亲人，这对自己以后的把政之路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真是一举两得。

  不过，说来霍光也够倒霉的，本来打算好把女儿嫁给昭帝的，没有想到被政敌上官桀捷足先登，后来上官桀一家被诛杀后，霍光心里那个得意啊，可没想到没多久，昭帝又驾崩了，上官皇后一夜间成了上官皇太后（此时上官皇太后14周岁，16虚岁，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太后），于是又不得不以上官皇太后诏命的形式迎立刘贺登基，可是刘贺实在不像话，于是刘贺登基27天后，霍光将其废黜，改立“戾太子”之孙（即汉武帝曾孙）刘询，本来想，这下好了，终于可以将女儿霍成君许配给皇帝为后了！谁知这个平民天子可能对霍光的如意算盘有所察觉，居然一登基就下诏说，我在民间时用过的一把宝剑，后来不小心把它丢了，虽然那剑已经很旧了，看起来都有些寒酸了，不过我已经用习惯了，还是一直想着它，大家帮忙找找罢。臣子们是干什么的，一天到晚琢磨皇帝心思，个个心领神会，知道宣帝是借故剑喻患难时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许平君，于是纷纷请立许平君为皇后。于是看着皇后宝座流了很久口水的可怜的霍光又一次被人捷足先登了。

  贤明清正还是只手遮天？

  霍光执政期间，直至霍家集团被宣帝诛灭，霍家都是骄奢蛮横一手遮天的。霍光几乎所有亲属都有侍中、给事中之类的加官，随时可以出入宫禁，连霍光的女儿和夫人，也都在长乐宫宫人名籍上挂了名，可以随时出入皇宫，比在自己家里还方便。

  后来，女儿未能成为宣帝的皇后，霍光妻霍显心里那个恨啊，于是，利用自己可以自由出入皇宫的机会，在许皇后怀孕分娩之时，指使女医淳于衍在药丸中掺入孕妇禁用的附子粉末，故剑皇后就这样被毒死了。除去了心腹大患，霍显便让霍光扶自己的小女儿霍成君成为了宣帝的新皇后。霍家人就是这么跋扈，甚至在霍光死后，他们仍不思收敛。比如霍显不经朝廷许可，私自越制改修霍光陵墓，“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规模如同帝王陵墓；霍光孙霍云常称病不上朝，却私自外出四处游山玩水泡妞，派自己的家奴代为上朝谒请；霍显和自己的几个女儿置宫禁制度不顾，常常不分白天黑夜自由进出太后所居的殿中；在宣帝立刘奭为太子后，霍显又教唆女儿霍成君意图毒死太子。

  不但霍光的家人狂妄无比，就连他的奴才也鸡犬升天了。有一次，霍家几个家奴和“副丞相”御史大夫魏相家的家奴因为过路互不相让闹了矛盾，于是霍家的家奴噌噌噌地跑到御史大夫府去大闹一场，甚至“欲蹋大夫门”。按理，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即便在大臣之中也是除了丞相、大司马外没人敢惹的角色，而这样区区几个奴才居然如此嚣张，简直匪夷所思。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狂妄的奴才闹了大半天后，居然赖着不走，最后愣是御史出面磕头哀求之后才扬长而去。而且这还是霍光死后的事，可想而知，在当时，霍光家已经跋扈到了什么地步。

  东汉诗人辛延年曾经写过一首诗歌《羽林郎》，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辞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豪奴的调戏的故事，诗歌的头几句是这样的：“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诗歌里提到的这个“冯子都”就是霍光的奴才，《汉书&#8226;霍光金日磾传》里有字句可以作为明证：“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视丞相无如也。”或许正因为这个冯子都太骄奢跋扈了，连我们的金庸“金大侠”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在小说《神雕侠侣》中取《羽林郎》诗中“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的“霍”和“都”组合成个名字，作为蒙古败类“霍都”的大名，流传于世。若是霍光知道自己的一个家奴在两千多年后都会如此“出名”，天天在一个唤作电视的匣子里打斗怒骂，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忠心不贰还是勃勃野心？

  剥去了霍光众多华丽外衣，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忠心”。自古，忠心就是皇帝考量臣子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依据。为人臣子，即便再聪明绝顶，能力再强，如果不忠，也绝不会是一个合格的臣子。当然，什么是真正的忠心，一直以来也是有争议的。如果遇到一个圣明甚至只是平庸的君主，臣子的忠心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遇到一个暴戾荒淫昏庸的君主或是危及江山社稷的特殊关头呢？是一味地愚忠还是择明主而事之？我想，这或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如周武王反商纣就不忠心了吗？又如明朝的于谦在国难前带头立新君，是忠心还是野心呢？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50万精兵亲征蒙古，在土木堡被困最终兵败，英宗也被蒙古人抓去。消息传到北京，人心惶惶，明廷岌岌可危。国不可一日无君，可是当时英宗朱祁镇的长子才3岁，于是于谦等人建议并由皇太后下懿旨由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皇位。朱祁钰担心兄长朱祁镇被放回来后自己的处境会很危险，所以躲起来不接懿旨，于谦找到他后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一句话点醒了朱祁钰，他不再推迟，登基为帝，毅然担负起了维续江山社稷的责任，是为景帝。景帝即位后，原先混乱的局面很快得到了稳定。在蒙古以英宗朱祁镇为质漫天要价逼迫明廷就范时，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力主对敌作战，使蒙古人奇货可居的愿望落空。于谦率领北京不到10万的老弱病卒保卫北京，大败敌军，为朱氏保护住了大明江山。后来英宗被放回来，通过夺门之变重登皇位的当天，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杀了于谦。抄于谦家时发现堂堂的兵部尚书居然“家无余赀”，据说，当时京城百姓许多都偷偷关门而哭。于谦，或许在许多人的逻辑里，不能算是一个忠君之臣，或许对于英宗来说，他确实不能算上忠臣，但于谦之忠不是忠于某一君主，而是忠于百姓，忠于江山社稷，这样的臣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忠臣！正如他《石灰吟》里所描绘的一样：“千锤百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的一生“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如果说这样的臣子都不是忠臣的话，从古至今又还有谁能称为忠臣呢？

  霍光所处的年代，虽然有一些风雨，但与后来于谦所处的环境相比，却是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代。按理，这样的年代应当是一个出忠臣的年代。而霍光在表面看来也确实是一个贤明的忠臣，不过从上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霍光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他所谓的“忠”大都是故意表现出来的。他做作、对权力极度贪婪、打击异己、以权谋私。或许有人会说，可能霍光这样做是因为他辅佐的昭帝是一个暴戾荒淫昏庸不值得为之而忠的君主吧。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昭帝这个年轻的皇帝吧。

  昭帝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昭帝刘弗陵是钩弋夫人赵婕妤的儿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钩弋夫人怀了14个月才生了他。说起来这个钩弋夫人真的有些神奇，史书记载，有次武帝外出，身边的方士望气说附近有美女，于是汉武帝派人去找，很快就找到了一名美女，而这女子也颇不寻常，拳头紧握，谁都扳不开，汉武帝走过去，轻轻一掰就将她的粉拳掰开，最惊奇的是，还在她掌中发现了玉钩。所以便有了钩弋夫人之称。

  且说钩弋夫人生了刘弗陵后，汉武帝因宠爱钩弋夫人的缘故，再加上弗陵这孩子因为14月怀胎的缘故特别聪明，所以对这位小儿子很喜爱，加之一直以来对太子刘据的不满意，心里也就有了更换太子的意思，于是和身边的人说：“当初帝尧也是他母亲怀了十四个月才生下来的，如今赵婕妤的儿子也是这样。”他又将钩弋宫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汉武帝的心思被善于揣摩圣意的水衡都尉江充捕获，于是他借武帝生病之机，说有人在施巫蛊诅咒皇帝，原本就迷信的武帝深信不疑，于是令江充追查，江充借机陷害刘据施巫蛊，征和二年（前91年），身处绝境的刘据调集人马诛杀了江充，汉武帝闻讯，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从长安逃到了湖县一户卖草鞋的人家躲了起来，二十多天后被发现，太子自缢而亡，太子母亲卫子夫也被迫自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戾太子之变”，太子刘据被诛后，武帝幼子刘弗陵便成了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钩弋夫人之奇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昭帝到底是不是真如史书记载14月怀胎而生，这些我们都很难考察，但昭帝的聪明却是不容置疑的。元凤元年（前80年）霍光检阅郎官（皇帝的禁卫军）时，看着一名校尉很顺眼，于是便起了私心，将他调到自己的大将军府。一直和霍光有矛盾的上官桀等人知道这事后，很高兴，哈哈大笑，霍光，你这次死定了。于是他们假造了一封燕王的奏章，派一个心腹冒充燕王的使者，送给汉昭帝。那封信上大意说：大将军霍光检阅羽林军时，自作主张，调用校尉。这里面一定有惊天大阴谋。我愿意离开自己的封地，回到京城来保卫皇上，免得坏人作乱。汉昭帝接到奏章，看了一眼就把它搁在一边。第二天霍光要进宫朝见，听到燕王刘旦上书告发他的消息，吓傻了，不敢进宫。汉昭帝左等右等，不见霍光，于是吩咐内侍召霍光进来。霍光一进去，就脱下帽子，伏在地上请罪。汉昭帝说：“大将军尽管戴好帽子，我知道有人存心陷害你。”霍光问：“陛下是怎么知道的？”汉昭帝说：“这不是很清楚吗？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长安附近，调用校尉还是最近的事，一共不到十天。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就算知道了，马上写奏章送来，还来不及赶到这儿。再说，大将军如果真的要叛乱，也用不着靠调一个校尉。这明明是有人想陷害大将军，燕王的奏章是假造的。”这时的昭帝只有14岁，尚书和左右随从听了昭帝的话后，都被他的聪慧暗暗折服。后来调查的结果果真和昭帝分析的完全一致。

  如果说当年汉武帝因昭帝小而托政给霍光们，那么，在这样一个曾经救过自己一命的聪慧明理的少年皇帝成年之后，于公于私，霍光是不是都应该还政与他呢？但陶醉于权力之中的霍光并没有这么做，虽《汉书》在昭帝驾崩前一年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的记录，似乎霍光已还政于皇帝，再由皇帝委之以重任，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显然只是形式上的变动而已。事实上从始元元年（前86年）即位到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21岁的昭帝去世的13年里，霍光虽无皇帝之名，已行皇帝之实。后来，霍光废刘贺之后，宣帝刘询即位，霍光故计重施，《汉书&#8226;霍光传》说：“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礼下之已甚。”在朝廷上没有任何后台根基的宣帝对霍光有些畏惧，每每与霍光一起乘车外出，宣帝都是“若有芒刺在背”。

  昭帝不但在政治上受制于霍光，甚至连宫闱之中也受控制。在昭帝稍大之后，就被霍光的亲信层层包围。外有霍光的两个女婿担任皇宫卫尉保护皇帝的出入，内有皇后，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监视。《汉书&#8226;外戚传》云：“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就是说，霍光让御医对皇帝说，陛下，你身体弱，记得要少碰女人。霍光只准皇帝去皇后的椒房殿，不能去别的嫔妃住处。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外孙女专宠，保证帝位继承人有霍家血统。霍光还对宫女们说了，你们都必须穿有前后裆的裤子，不能穿裙，裤袋也要多扎几条，以免皇帝性冲动而宠信你们。于是宫女们穿上了霍光让人专门为她们设计的贞操裤。平元年（前74年）四月，21岁的昭帝突然去世，死因不明。《剑桥中国史》说：“年轻的皇帝死时只有21岁，死得可疑；他显然还没有子嗣。他是否流露出什么迹象，致使霍光或其他人希望把他除掉，则不得而知。”且不说昭帝的死霍光能不能排除嫌疑，单从昭帝没留下任何后嗣之事来说，霍光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嗣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就是延续香火的问题，而对于皇帝来说，则是关乎江山是否得以承继，社稷是否稳定的问题，而霍光这样一个因一己之私就可以置江山社稷于不顾的人，真的可以算忠臣吗？

  最后，让我们把霍光和距他100多年后的王莽作个对比吧。说来霍光和王莽还确实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两人都出身低微苦闷（霍光出身小吏之家，王莽自幼丧父）；两人都以大司马之职主持朝政；两人都领尚书事；两人都“扶持幼主”（ 孝昭皇帝即位时8岁，孝平皇帝即位时9岁）；两人都是大权在握之前的几十年里善于做作，获得良好声望，一旦大权在握则假公济私无所不为；所不同的仅仅是霍光是个美男子（“长财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须髯”），而王莽则其丑无比，大嘴叉、短下巴、金鱼眼、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嘶哑（“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以及王莽最终选择篡汉建新，而霍光却终其一生都有皇帝之实而无皇帝之名。

  所以说，霍光之忠，并不是对皇帝之忠，甚至不是对江山之忠，而仅仅是对一己之忠，对权力之忠。而他后来之所以没有像王莽那样篡汉，一方面是他小心谨慎的性格所致，一方面是当时天下形势所致。须知，当时汉室江山虽然与文景时不能比，但还远未像东汉末年那样崩坏到“人心不思汉”的地步，客观上不会允许存在霍家篡位的条件，霍光虽然不学无术，但这点他还是掂量得出来的。所以说，虽然权臣霍光在武帝到宣帝的过渡时期，执行“与民休息”政策，经济继续发展，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和匈奴的和亲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势，恢复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确有不容抹杀的历史功勋。但他让聪慧过人、可能建立一代功业的汉昭帝成为一个木偶皇帝，同时挟私匿奸，贪恋权力，打击异己，以权谋私，称其为“难得的贤明无私的忠臣”未免过于赞誉，更不用说和周公、伊尹一代圣贤相提并论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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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颜色革命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19-10-22 23:19:30

  班固《汉书》首开断代史体例，不过华夏历史周期并不能简单以王朝兴替作为断代标准，有时候王朝虽已覆灭，但社会并没有变革，有时候则反之，王朝或未更迭，但社会基础与之前早已大不相同。前者最经典的莫过于西魏北周隋唐关陇集团出将入相前后承接，后者则是以武周科举革命与玄宗安史之乱为贵族与平民社会的转折点。西汉历史理当与后者归为同俦，如果说把刘邦和项羽的斗争与朱元璋和张士诚的争霸混为一谈，是历史理解能力匮乏的表现，那么将西汉与东汉,或者将西汉本身并为一体其实同样如此。

  西汉社会变更的时间分界线在于景帝一朝，在此之前关中与关东两种力量一时无法彻底战胜对手，于是暂时形成了今日我们称之为郡国制的古怪政制。景帝之后，关中彻底压倒关东。虽然是武帝完成秦始皇未了心愿，将秦政彻底施行于关东地区，但将力量对比固为定局，则是在景帝朝完成，汉武帝只是坐享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多层次的周礼封建社会就此让位给无限扁平化的秦政吏治社会，只等五百年后蛮族阑入，一种拟古的准封建社会才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

  但这属于五百年以后的故事，当时人看不到那么深远，如果有人从汉初活到武帝一朝，亲身经历华夏社会的逐渐阿米巴化，那么其时间顺序大体勾勒如下：

  汉王与项王争霸于楚河汉界，这里所谓霸取其原意，指的是春秋五霸一类诸侯长，即儒家所谓“齐恒晋文之事”，纠合诸侯，兴亡继世，一匡天下。汉王胜出，在垓下称天子，法理来自接受诸侯拥戴，成为诸侯长。然而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刘邦对异姓王的煎灭并非只是为子孙后代筹计，更有变诸侯长为诸侯主的野望。

  但异姓王相继覆灭并不意味此时汉王朝能够稳固控制关东地区，尤其是涵括江淮流域的原楚国地区，在这里，复国主义势力始终相当强大，日后七国叛乱就是以吴楚为主。汉室迫不得已分封较为年长的刘姓宗亲坐镇关东。有人认为对刘氏宗亲的分封表明刘邦依旧受周礼影响甚深，其实不对，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或许也预料到诸侯王可能尾大不掉，但在无力控制关东的情况下分封同宗不失为明智之举。

  于是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尽管随着时间推衍，关东各诸侯国离心力越来越强，但此时关中朝廷已经有余力镇压和控制关东地区。七国之乱是关东复国主义最后的挽歌，在此之后已经不再存在能够直接威胁到关中政权的自组织团体。然而秦政的本性是尽可能铲除社会凝结核，使民众无力抵抗官府的汲取力度。

  由是在消灭对政权构成直接威胁的复国主义团体以后，便是关东商人土豪大难临头之日，武帝以后两汉商业从来没有达到汉初高度。许多人津津乐道文景一朝商业的繁荣，但这并不是因为关中朝廷对商人没有偏见，更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商业有过扶持，在《汉书》中我们见到的只有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这纯然是战国鼓励工商在百年后的些许遗泽。

  以长安朝廷对土豪巨室的敌视态度，之所以没有像汉武帝一般大开杀戒，对天下商贾实行共产主义政策，不过是忙着与关东旧贵族撕逼，无暇顾及。一旦缓过劲来，便是自盘庚迁殷以来一千五百年文明毁于一旦，三代先王先公以降的多国封建体系一蹶不振，后来儒生不过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局面罢了。

  明白汉初这段历史背景，便能理解武帝一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今人好望文生义，因此往往只见一叶，不见泰山。对此，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观念市场中去。汉初实行无为之治，但今人往往以为所谓无为之治指的是与民休养生息，在某些人眼里这甚至指的是守夜人式的小政府。事实可能恰相反，汉政如果称得上不滥用民力，那也只是跟秦人相比。

  因为汉人眼中的道家与今人眼中的道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专指黄老之术，而现代人眼里的道家指的是重养生修逸的老庄之道。至于与市场的瓜葛，纯属中国田园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发明，在这方面，秋风和天则经济所贡献甚大。事实上将老庄并称是魏晋时期的事情，而且大大扭曲老庄本意，因为在老庄的文本不但不推崇养生，反而非常抵触养生术，不过这属于题外话，在此就不细讲了。

  黄老之术是一种帝王术，其与法家的距离要比荀子和法家的距离更近。在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看来，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基本上可以代表汉初对黄老术的看法。前面一句比较晦涩，你可以理解为彻底的机会主义，而后一句所谓因循顾名思义，指的就是继续维持前人的政制。

  如果我们还记得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汉家天子对申韩之术的喜好，就不难想起汉初因循的乃是秦制，所谓汉承秦政，汉人几乎全盘继承秦人的残暴制度，萧何入咸阳首先做的便是将秦代的律法书给抢过来。以至于文帝时有弱女缇萦上书救父，以偿肉刑，孝武一朝有董仲舒进贤良三策，诅咒吏治腐败法令滋彰，暗示诏狱岢刻，与暴秦一般无二。

  先秦儒生天然敌视大一统，鲁仲连有“宁蹈东海，义不帝秦”之宣言，孔门后裔抱着先王礼器与陈王一同死难。无奈木已成舟，景帝朝七国之叛的失败，意味着重建多国体系的希望告以破灭，以及关东贵族的组织资源消耗殆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董仲舒的登场以及日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儒家发动的一场颜色革命，在无力直接挑战大一统帝国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与法家体面妥协，实现曲线救国。

  尽管武帝一朝几十年坚持不懈打击豪强，任用酷吏，盐铁专营，重本抑末，遂使天下丁口减半的基本国策，都是法家手段，全无孔孟之道半点干系。然而独尊儒术理念的成功，意味着官方正式承认秦政在道德上破产，在此之前这仅是贾谊、辕固生一类文人中的共识，因此意义重大。从独尊儒术开始，原本吃人不吐骨头的汉代刑狱被儒生逐渐改造，使其人道主义化，在晋代法吏作为一个阶级彻底覆灭，到唐代彻底完成法律的儒家化。尽管与现代法律体系不能相提并论，但与秦律相比已无限温和化。

  但是儒生们的这一选择，也锁死了他们可以选择的历史路径，只是儒生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王莽改制时问题统统爆发出来，结束了儒生们幼稚的天真年代。作为曲线救国策略的逻辑终点，王莽托古改制，剧秦美新在开始之初受到了全天下人的欢迎，就算班固不得不说了他相当多的坏话，还是承认在改制之初，天下大儒们统统望风景从，认为彻底推翻秦政，实现三代之制的时刻来了。

  不幸的是，王莽既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儒家理想主义的滑铁卢。知乎上许多不读书的笨蛋以为王莽是穿越者，否则王莽上台以后的社会主义政策就无从解释。事实是自孟子开始，儒家就有非常浓重的社会主义情结，这一情结延续至今，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蒋庆的《政治神学》里你依旧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而我们也知道，强行国有化政策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是正常的，不失败才是不正常的。

  王莽的失败对东汉儒生打击是异常巨大的，在此之后他们缄口不言公羊学派的大同和革命理想，就好像南宋儒生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放弃外王理想一样。如何评价王莽的失败是一个好玩的问题，窃以为作为后来者，享有前人提炼而来的经济学知识，明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属于自然之理，但如果从这方面批评王莽可能有苛求古人的嫌疑。

  然而批评先辈儒生放弃多国体系理念，选择与虎谋皮是不智之举或许并不在此列。

  与法家体面妥协固然方便后人改造帝国某些弊端，但只要大一统帝国一日不消亡，问题就永远不可能消失，因为大一统帝国本身就是问题。更令人遗憾的是，自汉武独尊儒术以后，儒生们就彻底丧失了从根本上变易秦制的热情，只满足于边角上缝缝补补。就好像圣经里以撒以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一样，与大一统帝国形成了共生关系，却没有意识到，只有推翻大一统帝国，才有孔孟念念在兹的西周多国体系，尧舜禹汤的先王之政才可能实现。这种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在儒皮法骨的帝国中甘愿受辱的短视，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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